2007-07-17

儒者的困惑——怀念杨德昌 - [電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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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德昌终于还是走了。在美国的葬礼低调冷清,少了平素烦扰他的喧嚣聒噪的媒体,连前来吊唁的人都少之又少。这一次他终于可以安静躺在洛杉矶的西木村墓园,没人可以打搅他了。作为一个中国人,他直到死也没有把尸骨留在自己的土地上,这几乎一脉相承了他电影中的某些品质。他的死也许让很多人感到突然,好像他还很年轻,但细想这位当年台湾新电影的代表人物也步入花甲之年了。

    台湾电影从上世纪80年代初期开始,侯孝贤、杨德昌、柯一正、王童、陈厚坤等出生于40年代的导演,从创作手法、主题等方面让台湾电影彻底走出了此前政治意识形态和票房压力的樊篱,彻底开创了台湾作者电影的新时代。

    在这批导演中,杨德昌几乎是一个异类。同样是对台湾历史的关照和审视,侯孝贤等人皆有一种独立自觉的本土意识,凝聚着深厚沉潜的文化积淀。但杨德昌几乎从未受到传统文化的影响。他没有像其他人一样对乡土投入太多的关注,而在一开始就把他的视角投射到城市。

    从《光阴的故事》的《指望》中,杨德昌就已经开始了对城市的思考。封闭的卧室、寂静冷清的街道以及围墙内庭院等等一系列表现城市孤离、压抑气息的典型的杨德昌式的电影符号已经出现。到了1986年的《恐怖分子》中,这种对都市压抑封锁的描述几乎到达一个极至。他把摄影机镜头对准了台北市的普通人。看似普通平常的生活,却时刻隐藏着无处不在的暴力。在这部电影中,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恐怖分子,但每一个参与生活的都在无望与惊恐中把自己变成了恐怖分子。而《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可能是杨德昌被提及次数最多的电影。现在回过头看,这部长达4小时的鸿篇巨制可能是时值创作盛年的杨德昌一次灵感和智慧的无限迸发,凝聚了杨德昌数年思考的结晶。1989年和1991年,侯孝贤和杨德昌几乎在相同的时期完成了各自的关于台湾的史诗电影。两部影片虽然关注的历史时间不同,但却非常相似地用个人的成长经历来映射整个台湾的时代环境与经验。杨德昌自己也说过,“我觉得这个杀人事件不是一个单纯的谋杀事件,促成杀人事件的是整个环境,凶手是整个环境,甚至小明自己都是凶手。”2001年的《一一》是我最爱的杨德昌电影,当那个8岁的孩子在影片的最后对着婆婆遗像说“自己也老了”的时候,我丝毫没感觉这是小屁孩的“为赋新词强说愁”的反应,而愿意绝对相信这是这个孩子实实在在的有感而发。透过一个孩子的眼睛,杨德昌又一次完成了他对当代台湾社会的深刻剖析,而这种剖析的锋利程度,正如外科医生的手术刀一样。

    杨德昌细致地观察,冷静地剖析,使整个台湾俨如立于显微镜之下。但杨德昌的痛苦正在于他看得太多,看得太过清楚,发现了常人所不能发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在他年轻之时如果是他懵懂中想要对抗的,但经过了这么长的时间,几乎用完了他一辈子的时间,却依然没有结果——他毕竟不是神医,不能遍医百病。所以,他只能注定孤独,用自己的自省来最大限度地呼吁与唤醒。他的孤独也许正应了《独立时代》的英文译名——儒者的困惑。

    现在,他死了,不管“革命”成功与否,反正他是努力了,而且他的努力也获得了大多数人的认可。我常想,或许每个电影大师都是一盏灯,在一个公共的大厅中曾群灯璀璨。但没有哪一盏是可以永远长明的,也没有哪两盏是完全相似的。大师之“大”正在于其有限的创作生命和不可复制的宝贵品质。

    杨德昌已死,他视角独特、体味丰富的人生经验自此都会长埋异土。也许,他的死正是那个迟早要讲完的“光阴的故事”一个徘徊若干年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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