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9-11-23

耄耋忆旧 -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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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何兆武先生1920年出生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平。在充满动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一说起1949年前的中国,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里,连人最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谈及良好的教育。所以,这样的社会是旧社会,它必定是万恶的,是不见天日的。
      但在何先生的口述中,却叫人丝毫感觉不到战火纷飞与政局动荡所带来的混乱感。反而是何先生经历过的那种单纯、自由的学习环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令人羡慕。和现在的学生一样,虽然也有诸如凑学分、应试之类的“负担”和诸多的学业压力,但何先生的学生时代基本是在一种极其自由与宽松的环境下度过的。他在书中写到,“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之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是那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学生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养成是极为重要的阶段。在中学时代,由于仍有升学的压力,学习的自主性要差一些。而一旦到了大学,时间上的宽裕与自由度的提高,就有机会更多地接触自己喜欢的内容。所以,如果说在中学阶段对世界的认知还多少停留在一种模糊的想象之上,那么大学时期从思想和经历两个方面开始,已基本形成了日后可以称作“性格”的东西。谢泳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分析过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等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当时以及后来的影响。何先生对这一段的回忆也是感触良多。
      那时的西南联大群星闪耀。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和这所战时临时大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里既有充满怀疑主义精神和挑战权威勇气的学生,又有一腔热情又颇具性格的多位大师。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而教授治校的做法也让大学没有成为政治的附庸品。学习、辩论甚至是激烈的争吵,空民主的风气与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良好的传统,都让西南联大像一所真正的大学,也让像何先生这样的学生真正地像一名学生。而这些,恰恰是最让今天的学生羡慕的地方。

      耄耋之年的何先生在书中表现的是一种淡泊和随性。也许具体记忆会因年代的原因产生一定的偏差,但态度绝对是越来越鲜明了。岁数越大,顾忌的东西反而更小。因为很多当年的是是非非,转眼一看,不过如此。那些历史风云中的主角,无论当初怎么叱咤风云,最终留下的也就一个骨灰盒大小的地方。也正因为此,我们细读那些文字,才能更深地感受到讲真话的快感。
      比如写道吴晗,当时日军轰炸昆明,而则是“连滚带爬地往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从容不迫。在别人混乱的同时他依然保持着优雅与从容,依旧穿戴整齐,拿着绅士伞。不但自己不慌不忙,甚至还指挥别人如何躲避。一种骨子里的绅士风度,恐怕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两位大师,经过何先生的一番对比,不同的面孔立即清晰呈现。
      知识分子之间难免有一些成见,彼此之间总有互相看不顺眼的地方。但总得来说,他们还是识大体,明大义的。既然能成为大师,自然也就有别人不能及的长处。但人无完人,大师也是人,也难免有言不由衷站错队表错态的时,时穷节乃现,关键时候表现出来的才是骨子里东西。旁人的回忆评说,不过印证了他们真实的性格,平添了几副不同的表情而已。

      何先生这本口述书,名为《上学记》,实则涵盖了太多上学以外的东西。像何先生这样的老者,一大把年纪,看惯了风雨人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会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着清晰的认识。也正因为有了比较,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适合的。在战火纷飞,国家遭受不幸的岁月里,何先生那一代青年学生,始终是满怀着希望的,始终是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的。至于后来因为政权转换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考验,究竟给何先生一种什么样的思考,何先生并没有多说。而《上学记》到1949年也就戛然而止。想必是此后发生的种种,也实在是用不着再细细回忆了吧。
      “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党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何先生说人总要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其实希望是个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就像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一样,人们总是在遭遇失望与建立希望、在相信未来与怀疑过去之间不断徘徊。但有一点是肯定,我们始终要向前走的。无论是历史,还是我们个人,我们终究要一直走下的。也只有这样想,人生才能更有趣一点。
      张承志有一句话,只有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资格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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