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 ANS ENDE DER WELT

      对杨祖珺的印象完全来自于《遥远的乡愁》和《地下蓝调乡愁》：一个执拗的抗议歌手，一个坚韧的理想主义者。作为民歌手的杨祖珺，当年因为热衷参与社会活动，曾遭到国民党政府的无情打压及封杀。不但发行的专辑被全面回收，其音乐生涯也被迫早早中断。
      台湾民歌自始，便有两条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一条是延续在音乐上的摸索与前行，而另一条则是身体力行地实践看似虚无缥缈的政治理想。一路走过，选择第二条道路的人并不多，现在唯一被经常提及的就仅剩下胡德夫了。作为民歌运动的标志性人物，杨祖珺和胡德夫有些相似，他们都有着民歌运动早年那种虽然短暂但却始终光芒万丈的理想主义情结。这种情结因为淡江青李双泽的意外死亡被无限地放大。
      1977年，杨祖珺从淡江大学英文系毕业后，曾主持电视节目推广中西民谣歌曲，同时也不断在工厂和学校展开其社会工作理念的具体实践。作为一名受大众欢迎的名歌手，杨祖珺觉得自己有责任把淡江校友李双泽未来得及完成的东西发扬光大。所以，她把歌唱视为向公众传达个人理念的途径，希望在自己的作品中更多地体现民歌中批判与自省的一面。
      但命运对这个当年仅二十出头的年轻女子的确不公。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她不但不能完全按自己的想法出版专辑，甚至还得承受她那个年龄所不应有的压力与迫害。
      《杨祖珺专辑》最大的争议来自其中收录的歌曲《美丽岛》。这首歌本是一首毫无悬念的“爱省歌曲”。但这首歌歪打正着地成为1979年发生的“美丽岛事件”一个间接受害者。
      “美丽岛事件”又称“高雄事件”，是台湾党外势力直接领导的、与国民党当局展开的一场有组织、有准备的政治较量。1979年9月，一本名为《美丽岛》的国民党党外政论性刊物在台北创刊。该刊以激烈的言论著称，社务委员达70名，几乎网罗了当时所有的知名党外人士。在台湾全岛设立了十多个办事处。对国民党而言，这本杂志来者不善，带有极强的政治目的，对其恨之入骨，必欲除之而后快。
      1979年11月30日，《美丽岛》杂志与“台湾人权委员会”联合向台湾当局申请于12月10日在高雄举办纪念“国际人权日”集会游行，遭到拒绝。《美丽岛》杂志决定不理会台湾当局的态度，按原计划照常举行集会游行，并准备了一些木棍，以应付可能进行的镇压。他们还派出宣传车，沿街号召民众准时参加。
      12月10日，集会如期举行。台湾当局派出大批军警布署周围街道，并对附近实行交通管制，禁止车辆入内。晚6时，聚集在《美丽岛》杂志高雄办事处的民众已达五、六百人。考虑到集会原定地点扶轮公园已经被警察包围，于是临时决定改到另一开阔地区，但队伍却受到警察的阻拦，无法到达。黄信介、姚嘉文等就地发表演讲，与会3000多名群众情绪激昂，不断高呼“打倒特务统治！”、“反对国民党专政！”等口号。集会组织者再次出面与警方交涉，要求警察撤离，但遭拒绝。于是在集会结束后，以三辆宣传车开道，几千民众持木棍、火把开始游行。四周待命的警察上前强行阻拦，并用催泪弹驱赶游行队伍，民众则以木棍、火把、酒瓶还击，双方发生严重冲突。在折返杂志高雄办事处后，双方再次发生扭打，直到11时宣布集会结束，仍有不少民众不愿散去。军警用催泪弹、电棍等强行驱赶，冲突进一步升级。到11日凌晨2时30分，局势才趋于平静。
      这次冲突共造成双方近200人受伤。事后第三天，台湾当局开始大规模收捕事件参与者，《美丽岛》杂志的主要负责人黄信介、施明德、张俊宏等共152名党外人士以“涉嫌判乱罪”被抓扣，聚集在《美丽岛》杂志周围的党外运动核心人物几乎被一网打尽。1980年3、4月间，经过军法审判，以“为中共统战”和“台独叛乱”罪名，判处施明德无期徒刑，黄信介有期徒刑14年，姚嘉文、张俊雄等6人有期徒刑12年。另有30多人被刑事法庭判处4至6年的徒刑。
      正是这样一件台湾现代史上的大事，落到个人头上，就成了杨祖珺个人悲剧命运的开始。当年的杨祖珺可能只是千百万个爱唱歌的女孩子中的一员，由于高压政治的倾轧，她吃尽了苦头，背负了一个歌手不该背负的苦难与罪责。这使她最终放弃了心爱的演唱事业，在投身政治的道路上一去不返。
      2006年滚石复刻的《杨祖珺专辑》是民歌时代的杨祖珺留给大众唯一的一张音乐作品。这张作品按今天的眼光来看，用稚嫩来形容并不为过。许多重要作品如《少年中国》、《愚公移山》等也并未收录，呈现给大家是一张大杂烩面目的什锦碟。但《杨祖珺专辑》仍是一张不应该被遗忘的专辑，它的历史意义远远大于音乐本身。正如它的传奇与神秘并不来自于作品，而是来自于一个在扭曲的政治环境下产生的时代意义。
      一部老电影的台词中曾这样说：一切都将过去，只有真理永存。
      与真理相伴的，还有那些理想的种子，只要有风和土壤，它们必然会在某一处开花、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