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 ANS ENDE DER WELT

我穿越在旧苏联的低矮楼房之间
顺手抚摩一下那只无家可归的老猫
在二楼的破烂楼道里 我低头弯腰
像要死在媒矿里的工人

但那些丰盛的饭菜总是拯救我
很多时候我总是感到饿，总是吃不饱
在大了去的北京城，这是一个多少有些危险的
信号。我应该多关心关心国家大事
明星绯闻，这样我就不会感到无聊
这样我就离真实的生活又接近了一些

我总在你们狭窄得难以转过身的屋子里
蹭饭。你们拿出粮食招待我还从不让我在饭后
洗碗。我爱吃小安做的西红柿炒蛋
偶尔还尝尝老马从山东带来的特产
再多几个人的时候我们也
吃吃凉菜，喝喝小酒
顺便聊聊工作 聊聊我们伟大的祖国
这样的场面真让人动容
总让我想起火红的六十年代
我是多么地感谢你们容忍我的不恭和
不着四六。一个不靠谱的青年总是让人产生
想挽救一把的冲动。说真的，我是不是也该
趁这个时候好好反省自己，让自己迅速变得
严肃起来，迅速融入首都的热火朝天当中
但吃饱的我很快就将这些问题抛之脑后
出了白纸坊街我就又重新走回到老路上
哦，我知道，等我走了以后
你们要收拾碗筷，要家长里短
关了灯，在被窝里偷偷地做爱
那是什么样的感觉你们从来没有告诉过我
就像我从哪来到哪去也从未向你们说

一顿饭吃不了太长
一辈子也用不了太久
我用我西北的眼神亲吻这首都的夜色
这一刻，请牢牢记着我

你走在我的身边
像一块海绵
吸干了我身上所有的水分
你的每一寸肌肤
都带着这个季节特有的味道
即使是路边那些新发芽的夹道柳
在你的面前也无力抵抗
万物都将复苏
可它们却在你经过的一瞬间
重新枯萎在三环上

三环很短
三环很长

      在评论克劳德•贝里的作品《老人和孩子》时，特吕弗曾这样写到：“我已经不再是个影评人，而且我认识到才看过三遍就写影评，是件很冒昧的事情”。在《我生命中的电影》的序言中，特吕弗也坦承，电影评论是一个门槛很底的职业。“谁都可以当影评人”。按特吕弗的标准，恐怕今天我们在各类媒介上看到的很多和电影有关的评论文字的作者，都极有可能是在自己所评论电影没有看过三遍以上的情况下就拿出了一篇相当漂亮的文字。这听上去可笑但却是事实。人人都可以是一个好的写手，但未必就是一个好的影评人。
      看看特吕弗是怎么写影评的吧。收入《我生命中的电影》中的影评大多是特吕弗本人比较满意的作品，但数量仅仅其全部影评的六分之一。即使这样也足够我们细细品位了。特吕弗在电影艺术上一直是个有追求有想法有观点有才情的人。这不光体现在他导演时代那些美妙的电影，也同样表现在他的影评上。尤其是早年的很多文字，带着强烈的反叛精神，生猛而富有攻击性。而他的影评生涯，现在看来，为他日后成为导演特吕弗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特吕弗的影评大多篇幅不长，有的甚至只有短短一段话。这的确是个好习惯。文字的长度向来不能成为评判一部电影好坏的标准。而且把电影当成细胞一样在显微镜下分析，并不是一件多么聪明的举动。能用最少篇幅说明的，就无须长篇大论。虽然短小，可都是些能够经得住时间考验的文字。特吕弗喜欢的是在影评中表达自己的主观感受和对导演怎样处理电影的迷恋，相反，那种纯粹对剧情走向的叙述并不多。即使你并没有看过他所评论的那些电影，也仍然不会觉得他的文字是枯燥无味的。他的文章更像是写给和他同样高度的，至少不算是入门级别的观众看的。这也许也从另一方面表明了特吕弗的态度，要做就认真地做，绝不马虎。
      “新浪潮”几员大将中，路易•马勒成名较早，风格庞杂；戈达尔和政治走得太近，一路向左，阿伦•雷奈文学化的倾向明显，艰难晦涩；侯麦也许好一点，但读懂他需要很长的时间和极大的耐心。倒是特吕弗，很少有人不喜欢他。对于观众来说，特吕弗是大众化的，是老少咸宜的。无论是《四百下》、《射杀钢琴师》等早期黑白作品，还是《 两个英国女孩与欧陆》、《最后一班地铁》等彩色作品，都为他赢得了大众的好感。特吕弗虽然也在电影中表达自己的思想，但他却并不偏激。特吕弗的电影一直都是一种很健康的电影。
      但也许正是因为他太健康了，以至于好友戈达尔最终和他分道扬镳。这可能是电影史最令人心碎却又无可奈何的一幕。可能在戈达尔眼中，特吕弗丧失了立场，向商业化倾斜，变成了一个没有态度的人。
      这其实有点冤枉特吕弗了，他还是有态度的。靠近主流或者对商业的迎合并不代表他就丧失了自己的风格。在特吕弗的成长过程中，从孩提时代逃学看电影的孩子到后来如日中天的新浪潮巨匠，除了优秀的法国电影、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好莱坞电影也同样对他的电影观产生过巨大的影响。特吕弗或多或少地从希区柯克、霍华德•霍克斯、约翰•福特和奥逊•威尔斯等人的作品中汲取了营养，并在日后的的电影生涯中为己所用。他无法轻易地回避这个事实。
      虽然有时特吕弗的文字有时让人觉得火辣辣地，而他大部分电影的风格却都算得上清新隽永，有着自信坚定的作者风格。这倒很有意思。如果不事先说明的话，很难相信这样两种特性出自同一个人身上。这很可能也很他的个人性格有关，既有法国男人特有的细腻与浪漫，也具有一个艺术家所独有的批判精神。说到底，都是骨子里的深情脉脉。
      特吕弗拍了很多关于爱情的电影，毫无疑问，《朱尔与吉姆》既是“新浪潮”的代表之作品，也是他自己也无法超越的高峰。从某种意义上说，《朱尔与吉姆》已是一个不可逾越的高度，三角恋这个题材就到此为止了，再以后的无非是对《朱尔与吉姆》的翻版与改变。很难忘记《朱尔与吉姆》带给我的感觉，那种看似轻松欢快实则悲伤地无可奈何的矛盾感。凯瑟琳、朱尔和吉姆，无论曾有过多么美好的日子，但最终都无法避免被拖入到爱情、理想幻灭的结局当中。在《朱尔与吉姆》，特吕弗对理想与现实的思考，对对爱的真谛的探索无一不闪耀着智慧的光芒。他拍出了他一生中最好的电影，一部他最接近他内心的电影。这也许在他还是个影评人的时候，就已经完全预料到了。
      有时想想，电影圈中像特吕弗、昆汀这样的人是很容易给那些怀着电影梦想的人带来希望的。他们都并非真正的电影科班出身，完全凭借着对电影的一腔热情，最终成了自己想成为的那种人。但这个世界上不可能需要那么多导演的，能成为导演并用电影表达自己的人毕竟只是少数。更多的人都只是光影世界中一个匆匆看客。但我相信，每个真正热爱电影的人的心中都有一本自己的《我生命中的电影》，哪怕是用最蹩脚的文字写出，哪怕只是对喜欢的电影片名简单地罗列。电影就是这么神奇。总有那么一些电影，总有那么一些难忘的银幕瞬间，会不经意突然出现在生活的某些时刻。它们很轻，蹑手蹑脚，却总能轻而易举将我们捕获。

      要到乡下去。说走咱就走。倍儿牛屄。
      阴了一周的老天竟然放晴。倍儿配合。
      感谢田老师给外省青年提供的路线信息。倍儿义气。
      转了转百年的老村子。倍儿神奇。
      吃了顿可口的农家饭。倍儿解馋。
      荡了次像船般的秋千。倍儿过瘾。
      终于可以静下来打坐了，还在是大风中，继续做了那个有又高又大金黄色屋顶房子的梦。倍儿真实。

      无论你们服不服老，承不承认，创造历史的人迟早要成为历史的一部分。不是你们软弱，是时间无敌。
      近四个小时的演唱会，基本囊括了整个民歌时代的代表作品。一些已如古董一般久远的歌曲，如施孝荣的《沙人归城》，黄大城的《今山古道》，木吉他的《散场电影》，乡音四重唱的《野菊花》等等都一一亮相。当然，还是有不少遗憾，比如缺少了一些因故没来的民歌手，像王梦麟、郑华娟、齐豫。不过，已经不错了。能在民歌三十年这样一个有纪念意义的时刻，把当年的名歌手聚在一起，就算不是演出，光是老友叙旧就已经算是成功了。
      三十年过去了，很多当年的民歌手嗓音已不再令人信服，这是必然。事实上，确实有很多歌手自从当年出名后就再没有再登上过舞台。这场演唱会，对于很多人来说更像一次盛大的朋友聚会，很多当年的搭档、好友正是通过这场演出重新建立了联系。这是一场历史意义大于音乐本身的演唱会。事过境迁，并非所有民歌时代的作品今天听起来都让人欣喜。一个时代的歌曲必然带着一个时代的烙印，民歌也不例外。民歌时代的有些歌曲自恋气息浓厚，还带着书生的酸腐和幼稚。范广慧的《再别康桥》，现在听来，实在怪得很。显然，并不是所有的诗歌都适合被谱成歌的。这方面，杨弦似乎带了一个不好的头，他似乎是一个特别专注把诗词谱曲的人。其实台湾民歌中那些被真正铭记并广为流传的，还是那些思想性与艺术性甚至还有旋律都具佳的原创作品。除了大量描写爱情、友情的歌曲外，带有民族主义情绪的作品似乎更能随着时间的流逝彰显出它震撼人心的理想，比如《中华之爱》和《龙的传人》。两位演唱《龙的传人》的人，李建复变化不大，依旧儒雅，倒是被他邀上台的侯德健，显得朴素与随意。眼镜背后，多了几分饱经沧桑后的从容。十九年前那种激烈和热情，也许还有，只是深埋在血管之下，不再随便轻易显现。
      还有更多的人，比如苍老地令人心碎的李泰祥，一直为民歌积极奔走的吴楚楚，不服老的叶佳修，依旧深情款款的苏来和潘安邦，带着女儿一起上台的王新莲，身材走样的大南方，娇小却依然勇敢的杨祖珺……当然还有最后登台蔡琴。她依然是当之无愧的大姐大，从她出场之后获得的掌声就可以看出观众对她的认可程度。作为几个为数不多地跨越民歌时代和流行音乐时代的歌手，蔡琴本身的经历就是一段活着的历史。
      演出的最后是所有的民歌手一起上台，在舞台中央拉起手唱起《让我们看云去》。我看到了杨弦，他似乎稍显笨拙，和眼前的欢乐景象有些不搭调。对于他开启的这扇民歌的大门，却始终保持着若即若离若的姿态。也许对于他来说，演唱只是一件在那个年纪应该做的事情。那个年纪过去了，歌唱也就到此为止。完成了自己该完成的，就不再有出现的必要了，剩下的，还是交给后面的人吧。
      其实，三十年前的名歌手后来真正以歌唱为事业的人并不多，包括杨弦在内的很多人，他们后来并没有把歌唱作为他们终生的事业。他们开创了一个时代，书写了一段历史，但却迅速地从舞台上消失，回到原本属于他们的生活之中，就像什么也没有发生一样。在歌唱的历史上，恐怕很少有这样的人，可以真正地把歌唱当作歌唱。对于很多民歌手而言，他们也许根本没有想到他们当年的歌唱也能成为一段历史，就像看了一场电影、读了一本书一样，完了就完了，自然地像吃饭、睡觉一样。
      赤子之心，混沌之态。倒挺好。怀着单纯的心态做一件事情总是不错的。这其实是一个看似简单实则非常难达到的状态。
      三十年太短，和匆匆而过的时间相比；三十年太长，和不停奔波的自己相比。当年意气风发的民歌手，如今大多都已经步中年。唱起当年的歌曲，可以狠狠怀一次旧。不是任何时间都适合怀旧的，在过于匆忙的生活中，为了养家糊口，为了更好地完成社会赋予的角色，更多的时候人们都在疲于奔命，很少有时间真正停下来。这是大多数人的悲哀。
      演出结束了，大家很高兴，观众不愿意散场。但一场演出无法改变什么。演出结束后，再热闹的场景也依然紧跟着落幕、关灯。第二天醒来，生活照旧。
      这种感觉似曾相识。在每年的迷笛之后，当最后的演出结束后，舞台前还有很多不愿走的观众。与其说他们留恋的是演出，还不如说他们留恋的是一种随之演出而立刻消失的有如爱丽丝的仙境一样的世界。走出迷笛，这个世界就随之消失了。
      好在迷笛还可以一年看到一次，期待重返幻象中世界的时间并不需太久。但对于民歌而言就不一样了，三十年之后，下一次，就是四十年。
      就算我们愿意等，可台上的那些人真得能陪我们一起等吗？胖胖的马兆骏在台上风趣幽默，可没多久就死了。梁弘志甚至压根赶上三十年的纪念就匆匆上了天堂。以后这个舞台上还有更多的人要慢慢离开，包括坐在台下的观众。
      凡事总是要带着些遗憾的，民歌也不例外。遗憾构成了事物最真实的一个方面。太完美的东西总是不能被更多地人记住。历史最爱光顾的，总是那些给人带来一点点失望，一点点不完满的地方。正如民歌运动，在流行音乐统治这个星球绝大多数的音乐舞台的年代，这几乎靠一种热情和怀念而得以生存下来的东西，只有让它充满遗憾，才能让它活在更多人的心里。这就是一个需要用时间来堆积情感的东西。
      这是最最遥远的路程，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这是最最复杂的训练，引向曲调绝对地单纯。你我需扣每扇远方的门，才能找到自己的门、自己的人。
      泰戈尔的诗，亦是胡德夫《最最遥远的路》的第一段歌词。
      泰戈尔写得真好，胡德夫唱得也很棒。但诗是诗，歌是歌，活着又是另一回事。最真的真理也很难对待生活中最朴素的问题。唯一的方法就只能在心中祈愿，希望歌永远未央下去。
      只是，自欺欺人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