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02-12

三本 -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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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罗展凤的新书果然没让人失望。自《电影×音乐》之后,就一直盼望着她的新作。《流动的光影声色》的文字延续了罗展凤一贯的风格,细腻、平实且不失生动。术业有专攻。兴趣也好,研究也好,电影配乐钻研到如此地步,在目前的华语影坛世界,罗展凤应该是独一无二的。我一直认为,有关电影音乐的写作若不是真实内心的投射是极难下笔的。因为是感性多过理性,要描述内心情感以及需要音乐才能营造的氛围和意境并不是一件易事。此类文章,写多了难免陷入俗套,落入自我重复的窠臼。但好在《流动的光影声色》中觉察不到这种迹象。罗展凤的驾轻就熟显然来自于她的功力,那种对音乐的积累和领悟。看一看她的书,就知道还有多少看电影以外的功课还需要花很多时间去做。
      正因为是发自内心的喜欢,所以能够真诚、真实的纪录或者反映,这种态度是我最欣赏的。对我而言,这是一本写得相当好看的书。 

      看冯唐纯属意外。他的文字,比流氓不如朔爷,玩黑色幽默又不及小波。鬼使神差的背后,现在一想,完全是着了“冯唐易老”四字之道儿。再加上此兄“万物生长”三部分曲之名实在娓娓动听,让人觉得有阳光普照,希望满满之感,所以自当重庆出版社出了此兄的新版本,立刻买来读之。
      《北京,北京》的封底这样介绍:这是冯唐作品中气势最猛烈,如草原野火般的一部。这也是我对冯唐原本的印象。但是在《北京,北京》中,本以为是无比迅速的速度感并没有出现,摧枯拉朽一般的语言风格也没有寻着。在失望之余不免心声喟叹:冯唐真的易老。这,早在千年之前,王子安就预见到了。
      站在青春的尾巴上眺望青春,如果追忆顺畅,写得洋洋洒洒,倒也能让人心头畅快,大呼“青春无悔”,但反之,如果拖拖拉拉,云里雾里,把所有不该发生在一个人身上的好事全都集中在主人公的身上,那塑造的人物立刻脱胎换骨,变成了神而不是人。当自我欣赏过度膨胀,就是一种意淫了。
      这也并不是一本适合给所有人看的书。此书的读者不求全有催人泪下的回忆,但至少也得有些忧伤过往。还得具备象牙塔的读书经历,泡过姑娘,得过手也失过手的诸人。否则否则,味同嚼蜡。连那些刻意的段子,也会不知所云。

      和冯唐一样,马世芳也是71年生人。两个同样在青春期消亡之后,用文字回忆青春的人,却大抵有个两副不同的面孔。
      前年看《列侬回忆》,知道马世芳是译者之一。但我不知道的是他的老妈来头更大,竟然是大名鼎鼎的陶晓清。如果说“虎父无犬子”这样的古语总是成立的话,那马世芳也绝对没让他的老爸老妈丢脸。从他的履历上可以看出,小马在音乐、文学上之所作,绝非靠吃老爸老妈名气之老本。
      《地下乡愁蓝调》写得并不全好,比如说,后面的文章就比前面的好,理性的反思就比感性的追忆好。年轻时写就的文章,写作时间比较早,对很多问题的理解还不成熟,对音乐的理解仅仅局限于自身的狂热追捧。而后部分的文章明显多了几分沧桑的味道,是经历了多了后的重新的认知与感悟。说《地下乡愁蓝调》是一本散文集应该是成立了,因为马世芳的文字以音乐为主,但又不仅仅局限于音乐。他擅长把个体的经验和整个时代波澜壮阔的历史背景揉杂在一起,让文章既念旧伤逝,又带着个人成长的烙印。
      此书有很多文章涉及台湾民歌运动。事实上,在台湾民歌运动三十年之后,尤其是胡德夫在近两年的迅速出位,让原本只存在于音乐史中的人物、事件慢慢浮出水面。台湾民歌运动,作为现在通俗流行歌曲的鼻祖,其受重视程度一下子呈井喷之势。马世芳虽然不是这场运动的参与人与见证者,但因其母亲陶晓清在台湾民歌运动中的教母地位,自然使马世芳从小就耳儒目染,对父母所在的那个环境有更深的体会。

2007-12-20

回到六十年代:一段集体狂欢时代的个人记忆 -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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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因为受到理想主义的感召或是乌托邦梦想的蛊惑而不顾一切走上街头的年轻人,当他们逐渐成长,告别青春期,走出校园,进入社会,组建家庭,成为一个国家的中坚力量和既得利益阶层之时,他们当中还会不会有人依然把自己当年在穷街陋巷上空燃起硝烟和在广场上振臂高喊激进的口号当成一段丰功伟绩来颂扬?
      几乎是一根烟熄灭、一杯咖啡喝完、一首歌唱完的时间,一个时代就匆忙过去了。六十年代,几乎是一个凡间里的神话,在过去的时光中被反复提及。那些曾经包含于其中的伟大与渺小、激情与幻想像肥皂泡一样将置身其中的人包围又迅速地破碎掉。一代人,无论是愤怒激烈,还是妥协软弱,一旦两鬓染雪,他们曾经的英勇无畏在新世界中真的没有一点声音了吗?
      理想主义也许真的只是一朵昙花?
(二)
      郝舫在《伤花怒放》中曾这样写道:“如果说90年代之前的中国,摇滚还只是崔健独立的呼喊,是青年们从《伊甸园之门》出发萌生的向往和想象,如今,它却响彻在每一家舞厅、每一部随身听,探头于每一家电台、电视台和大报小报,甚至成了最大众化的口头禅,成了任何一个时髦青年表明自己不曾落伍的口头招贴。” 郝舫对于《伊甸园之门》的描述曾让很多人浮想联翩。《伊甸园之门》就像是一把能通往摇滚乐神秘之境的秘匙。有了它,就可以叩开远方遥不可及的大门。但事实上,《伊甸园之门》和摇滚乐的关系绝不比我们想象中更丰富。它的副标题说得很清楚——这是一本透视六十美国文化的书。
      如果我们回过头看看大英帝国的左派学者是怎样评判文化的,那我们对这场运动以文化作为导火索就不会感到丝毫的好奇。雷蒙德·威廉斯在《文化与社会》一书中指出,把文化只理解为一批知识与想象的作品是不够的,从本质上讲,文化也是整个生活方式。威廉斯的这句话恰恰可以看成《伊甸园之门》这本书的一个注脚。整个六十年代是在文化的鼓噪下结出的果实。如果没有战后那些风风火火的文化,六十年代留给我们的印象绝不会像今天这样光鲜。
      作为一个跨越了五十年代、并亲历六十年的当事人,作者迪克斯坦以金斯堡作为引子,开始了他对塑造六十年代时代性格特征的文学、音乐的巡礼。这不光是迪克斯坦的个人回忆,这也是那个时代所有怀揣理想主义的年轻人们的集体回忆。当讨论狂放的文化成为一种社会现象,甚至是一种时髦的行为之时,所有这些文化的构建者与追随者就一起组成了蔚为壮观六十年代文化。金斯堡们是牛屄的,但同样牛屄的还有那些年轻的追随者们。他们胜利超越了自身学院教育的藩篱,超越了莎士比亚和贝多芬,把自己的兴趣聚集在约瑟夫·海勒、托马斯·品钦、约翰·厄普代克、库尔特·冯内古特、“垮掉的一代”、鲍勃·迪伦、甲壳虫、滚石身上。
      六十年代的文化是众神的狂欢,是集体的欢愉。在这个文化形成的过程中,迪克斯坦自身扮演的是一个双重角色。一方面,积极入世的心态使他成为各种社会活动的参与者;而同时其正规的美式教育背景也使他在整个六十年代过去之后以一种更冷静客观的观察者的角度给予这段历史给合理的解释,并把整个六十年代带入到了正统的学院研究之中。
      在书中,迪克斯坦说:“我们在六十年代获得了许多有益而难忘的教训,其中之一便是切勿轻信标榜客观的姿态。当我们听到至理名言时,我们想知道是谁在讲话。”这几乎是可以成为一段启示录般的话语。打倒而不是支持,一度成为那个时代最有魅力的行为。任何历史事件都不可能是孤立存在的。当那些深沉的老头如保罗·古德曼和赫伯特·马尔库塞一般,抛出种种富有煽动力的理论后,年轻学生们的热情被迅速点燃了。马尔库塞的重要著作《单向度的人》在这个过程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这本书也因此被喻为“造反教科书”。它的诞生为青年们的战斗实践批上了理论的外衣。但是事隔近四十年后,当我们回头审视那段历史时,我们却依然无从评判青年们的所作所为是否正确——当然,这要看你站在什么样的立场之上——要说六十年代是一个伟大的时代,是一个充满神话的时代,也是可以的。但这十年只是一个过去的历史,如果说它曾经包含了哪怕有那么一点理想主义火花的话,那也仅仅是参与者与评论者对它赋予的神话而已。对于整个六十年代,迪克斯坦显然是乐观的,在1989年的文章《六十年代在今天》中,他这样评价六十年代:尽管那十年中发生的许多事件都属于另一世界——属于一场拖了很久但结局糟糕的闹哄哄的宴会——六十年代仍不失为一个可触及的神话,一串熠熠生辉的回忆,一个所有社会争论开始分道扬镳的转折点,也是广泛地弥漫遍及于我们整个文化中的价值的源泉。某些革命由于延续而失败,六十年代革命却似乎由于失败而得以延续。但《伊甸园之门》本身却是内敛的,它没有成为倚老卖老的怀旧者的回忆录,它甚至不是激情四射的。要我说,它更像是一个历史学家写就的反思书。
(三)
      六十年代早已过去,但为什么直到今天,它还依然被反复提及?对于我们这些从没有亲身经历过六十年代的人来说,六十年代到底意味着什么?是迷人的性解放?是“感恩致死”的LSD?还是泥浆里伍德斯托克?当六十年代超越了时间的范畴,变成这个星球上一段重要的历史后,却始终没有人给六十年代一个准确的描述。
      其实整个六十年代更像是一个大party,是一个无数人参与其中的开放的盛会。在这中间,一切正确的与不正确的激烈地碰撞,虽然它们之间的界限本身就是模糊的。勒旁在《乌合之众》中详细分析过个人在聚集成群体时的心理变化,指出个人在群体中会丧失理性,没有推理能力,思想情感易受旁人的暗示及传染,变得极端、狂热,因人多势众产生的力量感会而失去自控,进而变得肆无忌惮。很难说在无数次以革命的名义而进行的运动中,有多少人是怀着这样的心态参与的。但不管怎么说,一种浪漫主义情调的东西始终横亘在运动中间,正是这种基调,使整个六十年代虽然同样有鲜血的陪衬,但它还是美丽地像一首田园诗。这或许就是为什么在这个时代过去若干年后,依然有无数人对它趋之若骛,对它抱以浪漫想象的原因吧。
(四)
      需要警惕的是,六十年代不应该是“那个时代的积极分子不断地在想象中再度经历青春”的春药。六十年代,既然过去了,就让它彻底过去了。新的时代需要创造新的历史,我们需要的是一种精神血脉,而不是那种把愤怒挂在嘴边的外在表现形式。在这里不得不再次提起摇滚乐,因为摇滚乐一来到中国,就用它天生偏左的面孔给中国的青少年们种下了扭曲的种子。当无数的青年操起乐器在阴暗的房间中和打口带、手淫的卫生纸、元素周期表一起捣鼓出第一个音符的时候,一种青春期积蓄已久的愤怒就如潮水一般涌泻。青春期就是这场洪水的诱因。当我们那些无名的愤怒一旦找到一个恰当的出口,它必然会已惊人的力量冲出去,哪怕这个出口是最终通向异途的。但我们一直搞不清楚这愤怒的真实程度究竟有多大。我们的愤怒是经不起推敲的。
      当世界需要你指出对错的时候,你正确的选择将比无端的愤怒更让人尊重。一场运动结束之后,一些人消失了,但也会剩下一部分。革命好比大浪淘沙,而另一些人,即使没有成为激进分子,但也依然“以某种方式对昔日理想保持着真诚。”
      我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理想主义?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压迫始终存在,但反抗却不再是单一的形式。世界依然以它固有的方式运转。要改变世界真的很难,要改变自己却异常简单。
      理想主义不是要把这个世界改变成一个更合理的样子,而仅仅是要自己不要变成自己曾经所反对过的、所厌恶过的世界的一部分。

2007-08-22

光亮即使微弱,也没有关系 -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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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1924年,一名18岁的姑娘来到德国马堡大学,跟随该校哲学系一位副教授学习哲学。作为她的老师,这位教授比他的学生年长17岁,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

    一边是青春期四处找寻爱情年轻的姑娘,一边是富有魅力内心炽热的中年男人。也许共同的志趣是异性之间爱情的催化剂,微妙的情感注定要发生在这样两个人身上。尽管这样的师生恋情在当时难以被大多数人所接受,可姑娘和她的老师还是毅然地走到了一起。他们频繁地约会,想尽一切办法尽可能多地在一起。此时,姑娘的爱人正在写一本日后为他赢得巨大声誉的书。毫无疑问,年轻的姑娘带给了他灵感。他们热烈的爱情一直伴随着这本书的写作过程。最终,这本大作在三年后面世,取名叫做《存在与时间》。

    后来,姑娘转入弗莱堡大学跟随她爱人一位朋友继续学习。这在段时间里,他们继续会面并通有大量书信。但姑娘在完成了博士的学业后,却在柏林和另一位男子结了婚。很显然,她并不爱他的丈夫。她和曾经的老师之间仍然时断时续地保持书信的往来。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33年。这一年,纳粹在德国上台,她的爱人已成为弗莱堡大学的校长。他开始公开蔑视犹太人,并拒绝推荐犹太人任职,而姑娘恰恰正是一位犹太人。两人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促使他们最终分道扬镳。再后来,姑娘曾遭到纳粹的逮捕并坐了8天大牢。而她的爱人本可以帮助她,但却熟视无睹,很难想象他们曾那样相爱过。

    很难说是人变了,感情背叛了感情;还是时代变了,个人的信念战胜了两人之间激情。总之,在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两个人的世界大相径庭,互相走上了各不相同的道路。姑娘流亡到了美国,而他的爱人则继续留在德国,并逐渐把自己的哲学成了纳粹国家思想机器的组成部分。二战结束后,他们两人又恢复了联系。此时的他们早已远隔万水千山,在德国共同度过的那些时光仅可能在各自的记忆里时不时跳跃闪烁一下。1975年,姑娘死在美国。一年后,她当年的爱人也以87岁的高龄谢世。

    故事中的这位姑娘就是汉娜·阿伦特,而她著名的昔日爱人老师是马丁·海德格尔。

 

(二)

    要不是汉娜·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有一篇论述本雅明的文字,我想我还没有机会了解到汉娜·阿伦特与马丁·海德格尔之间竟然还有过这样一段纠结着浪漫与仇恨的爱情。在这篇文章里,阿伦特向人们展示了一个全面的本雅明,包括他生活的细节和形成他思想的原因。这种全面,我猜首先是因为两人的关系十分好,其次是两人共同的犹太人身份。

    但即使是这样,在对犹太人的看法上,阿伦特和本雅明都是左翼知识分子,两人的观点也并不完全相同。本雅明受赫茨儿的影响很大,是坚定的犹太复国主义者;而阿伦特只是希望帮助她的民族而不采取激进的复国主义。阿伦特政治哲学最为重要的特征便是 “使得政治立场复杂化而不是简单化、问题化而不是答案化、变得模糊不清而不是变得清晰”。

    《黑暗时代的人们》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汉娜·阿伦特为文中出现的“黑暗时代的人们”的个人传记。尽管这传记短了些,但也基本反映了阿伦特对这些人的态度和感情。个人的行为在大的历史情景中才可能被更好地理解,而阿伦特凭借她的判断力和理解力为人们描述了一些大时代下的人物素描。这些人物有一个共同点,即都是有着鲜明个性的人。这种个性在正常的时代有可能被湮没在个人才华之下。而在黑暗的时代中,这种个性会变得有趣起来,融杂进更多更复杂的东西。阿伦特显然为人们清晰地揭示了这种复杂性。

    在《黑暗时代的人们》的序言中阿伦特写道:“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和作品,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像我们这样长期习惯了黑暗的眼睛,几乎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但是这样一种客观的评判工作,对我而言似乎是件次要的事情,因而可以安心地留给后人。”

    不能不说,这段话说得是那样地出色。足以为在黑暗中急于找寻光明所在的人们点亮一盏心灵上的灯火。

 

2007-06-13

如果没有大团圆的结局,就别讲 -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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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一种女人,就像天上的狐狸,美丽而神秘。当我们羡慕她的逍遥自在时,她却面临着随时被潜伏的流星击中的危险……

          ——李健《天狐》前言

 

爱丽斯躺在床上

一心一意想着罗马

艾米莉和玛格丽特

昆德丽和米尔达

五个女人疯狂的茶会

但杯子里却没有柠檬茶了

没办法喜欢生命

就做好准备亲近死亡

房间越来越亮

房间越来越暗

想讲故事吗?

可千万别用孩子般的语气

如果没有大团圆的结局

就别讲

 

2007-05-23

单行道 - [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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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男人要走过多少条路,你才可以称他为男人……”。对于一个一生都在漂泊和颠沛流离中度过的人来说,瓦尔特·本雅明无疑走过很多条路。他几乎遍及欧洲的足迹,使他成为一个标准的上路者,一个孤独的体验者。他用自己的脆弱和敏感体验了欧洲大陆,体验了生活,当然也体验了他自己。但我们却不能将他视作一个真正的男人,因为在他短暂的生命中,他一直都是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
      《单行道》是本雅明的名作之一,按阿多诺的话说,是一本“意象集”。所有在本雅明生活的时代出现的事物几乎都成为了他笔下的写作对象,比如玩具、加油站、早餐室、古玩、手套、时钟,建筑工地、海报、啤酒馆等等。所有看似平常普通的事物,在本雅明独特的观察下,形成了一种结构清晰的联系。在这个意象世界中,本雅明是无可厚非的统治者。而箴言似的写作技巧,正是揭示这些意象的一把利剑。这本不太厚的书,由于他天马行空的书写,给阅读带来了很多麻烦。尤其是被翻成中文后,很多段落和字句都显得拗口和难以理解。而这也恰恰是很多人喜欢这本书的理由之一。
      《单行道》是本雅明的一个思考结晶。正是因为他的敏感和聪慧,他才比更多的人较早地察觉到了平静下的危机,而这也使得他比一般人有更多的痛苦。女人似乎永远是男人灵感的来源。本雅明的这本书写作动机,也是出于他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女人阿西娅·拉西斯。在《单行道》的开篇,本雅明写道:这条路,叫阿西娅·拉西斯街,是她作为工程师,使这条街整个地穿过了作者。最终,这个“工程师”并没有和本雅明走到一起,对与本雅明来说,他对阿西娅的爱,也同样是一条一头走到黑的不归路。同样来用“单行道”来形容,也是恰当不过。这样,“单行道”就有了双重的含义,一方面是对作者对一份没有结果的爱的付出与幻想,另一方面则是他对当时德国社会甚至整个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深深失望。
      一个犹太人,生在20世纪上半叶的德国,而这个人又是一位敏感、细腻的天才,那么等待他的命运最终都是悲剧性的。天才总是孤独的。作为一个气质独特的法兰克福学派,人们记得他,并不光因为他写下了许多批判社会的文字,而恰恰是因为他是一个独一无二的人生体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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