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IS ANS ENDE DER WELT

      何兆武先生1920年出生于北洋军阀统治下的北平。在充满动荡的二十世纪上半叶完成了从小学到大学的教育。一说起1949年前的中国，我们从小接受的教育就告诉我们，那是一个军阀混战，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民不聊生的时代。在这样的社会里，连人最基本的生存都得不到保障，更不要谈及良好的教育。所以，这样的社会是旧社会，它必定是万恶的，是不见天日的。
      但在何先生的口述中，却叫人丝毫感觉不到战火纷飞与政局动荡所带来的混乱感。反而是何先生经历过的那种单纯、自由的学习环境，即使在今天看来也是如此令人羡慕。和现在的学生一样，虽然也有诸如凑学分、应试之类的“负担”和诸多的学业压力，但何先生的学生时代基本是在一种极其自由与宽松的环境下度过的。他在书中写到，“对我来说，平生读书最美好的岁月之有两度，一次是从初二到高一这是那年，另一次就是西南联大的七年”。
      学生时代对于一个人的人生观与世界观的养成是极为重要的阶段。在中学时代，由于仍有升学的压力，学习的自主性要差一些。而一旦到了大学，时间上的宽裕与自由度的提高，就有机会更多地接触自己喜欢的内容。所以，如果说在中学阶段对世界的认知还多少停留在一种模糊的想象之上，那么大学时期从思想和经历两个方面开始，已基本形成了日后可以称作“性格”的东西。谢泳先生曾在《西南联大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一书中详细分析过西南联大的学术传统与中国现代大学教育等问题，从中可以看出，西南联大当时以及后来的影响。何先生对这一段的回忆也是感触良多。
      那时的西南联大群星闪耀。中国近代历史上有名的知识分子几乎都和这所战时临时大学有着这样那样的联系。这里既有充满怀疑主义精神和挑战权威勇气的学生，又有一腔热情又颇具性格的多位大师。老师与学生之间的关系是亦师亦友，而教授治校的做法也让大学没有成为政治的附庸品。学习、辩论甚至是激烈的争吵，空民主的风气与自古以来中国知识分子良好的传统，都让西南联大像一所真正的大学，也让像何先生这样的学生真正地像一名学生。而这些，恰恰是最让今天的学生羡慕的地方。

      耄耋之年的何先生在书中表现的是一种淡泊和随性。也许具体记忆会因年代的原因产生一定的偏差，但态度绝对是越来越鲜明了。岁数越大，顾忌的东西反而更小。因为很多当年的是是非非，转眼一看，不过如此。那些历史风云中的主角，无论当初怎么叱咤风云，最终留下的也就一个骨灰盒大小的地方。也正因为此，我们细读那些文字，才能更深地感受到讲真话的快感。
      比如写道吴晗，当时日军轰炸昆明，而则是“连滚带爬地往山坡上跑，一副惊慌失措的样子，面色都变了……”而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清华校长梅贻琦先生的从容不迫。在别人混乱的同时他依然保持着优雅与从容，依旧穿戴整齐，拿着绅士伞。不但自己不慌不忙，甚至还指挥别人如何躲避。一种骨子里的绅士风度，恐怕是别人想学也学不来的。两位大师，经过何先生的一番对比，不同的面孔立即清晰呈现。
      知识分子之间难免有一些成见，彼此之间总有互相看不顺眼的地方。但总得来说，他们还是识大体，明大义的。既然能成为大师，自然也就有别人不能及的长处。但人无完人，大师也是人，也难免有言不由衷站错队表错态的时，时穷节乃现，关键时候表现出来的才是骨子里东西。旁人的回忆评说，不过印证了他们真实的性格，平添了几副不同的表情而已。

      何先生这本口述书，名为《上学记》，实则涵盖了太多上学以外的东西。像何先生这样的老者，一大把年纪，看惯了风雨人生，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自然会对周围发生的一切有着清晰的认识。也正因为有了比较，才知道什么是好的，什么是更适合的。在战火纷飞，国家遭受不幸的岁月里，何先生那一代青年学生，始终是满怀着希望的，始终是相信中国会越来越好的。至于后来因为政权转换而产生的意识形态考验，究竟给何先生一种什么样的思考，何先生并没有多说。而《上学记》到1949年也就戛然而止。想必是此后发生的种种，也实在是用不着再细细回忆了吧。
      “二战的时候，我们真诚地相信未来会是一个光明的、美好的世界，一个自由的、民主党世界，一个繁荣富足的世界，好像对这些完全没有疑问。”何先生说人总要靠希望活着，甚至于很小的希望。其实希望是个什么东西，谁也不知道。就像梁济问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一样，人们总是在遭遇失望与建立希望、在相信未来与怀疑过去之间不断徘徊。但有一点是肯定，我们始终要向前走的。无论是历史，还是我们个人，我们终究要一直走下的。也只有这样想，人生才能更有趣一点。
      张承志有一句话，只有最彻底的悲观主义者才有资格乐观。

      终于买到了《王小妮的诗》，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王小妮的诗那本书上也有选，只一首。那首背景音乐我一直在听，但我始终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其实你曾经告诉过我的，只是我没有注意听。

半个我正在疼痛

有一只漂亮的小虫
情愿蛀我的牙。

世界
它的右侧骤然动人。
身体原来
只是一栋烂房子。

半个我里蹦跳出黑火。
半个我装满了药水声。

你伸出双手
一只抓到我
另一只抓到不透明的空气。
疼痛也是生命。
我们永远按不住它。

坐着再站着
让风这边那边地吹。
疼痛闪烁的时候
才发现这世界并不平凡。
我们不健康
但是
还想走来走去。

用不疼的半边
迷恋你。
用左手替你推动着门。
世界的右部
灿烂明亮。
疼痛的长发
飘散成丛林。
那也是我
那是另外一个好女人。

      梁文道在三联书店读书，没想到开篇竟是一篇王安石的《同学一首别子固》。我以为受西方影响多些的知识分子如他，对国学不是那么感冒，看来我是想错了；上来那么多读书的人，竟然没有人读到《我执》里的章节。我以为那是梁文道最适合朗读的文章，看来我又想错了。
      朗读会进行了一会儿就变成了提问与回答。看来台下的听众比起朗读，更渴望的还是表达与释疑。他们有太多的问题没有答案，想期待面前这个戴黑框眼镜的人能给他们提供一有益的些帮助。可也许是给每个人的时间太短，上台的人虽然有着强烈的表达欲，想说的东西很多，但大都并没有说得太清楚。对政治、教育、民主等等的困惑，或左或右的争论，始终停留在表面的争论上，也只能是一些空泛的、无意的东西。我实在觉得，一个如梁文道这般的人，是不可能给予这些问题合理的解释的。所有的人都仅仅是提出问题，至于怎么解决，谁都不知道。在强大的现实面前，真正有效的行为只有靠动手解决。除此之外，任何通过语言进行的思考与反抗仅仅是一种隔靴搔痒的举动。
      面对这些问题，梁文道倒是比想象中乐观一些，对于很多比他年轻得多得多的人，他更多地表现出一种乐观的情绪。有一位说以前一直以为梁文道是公共知识分子，但现在觉得他只是个大龄文艺青年。大龄文艺青年和公共知识分子的界限其实很模糊的。但我宁愿他只是个大龄文艺青年。什么东西，一旦沾上了“公共”二字，难免有陈列展览的性质，夹杂了太多原本以外的东西，就更复杂了也些。也就不那么好玩了。
      有一些人向梁文道提出的问题，真是愚蠢。但好在他们还年轻，还有很多时间来修正自己的想法。也许，很多人心里都有深深的压抑，来这里的目的之一也许仅仅想证明自己是不孤独的。

      在工作日的七点来钟等来一辆800路，要是从刷卡的中门“窜”到下车的前门之间只用了区区几秒，那么我就立刻有一种中彩票的感觉。
      拥挤是800路的常态。而乘坐高峰时间的环路公车，也绝对是在北京最为重要的人生体验之一。这种时刻，等车的乘客与等待发令枪响的运动员并无太大区别。当一辆800路由远至近驶向站台的时候，站台上的人们先是用眼睛死死盯着来车的方向，确定一下自己身处的方位。紧接着，脚下开始以一种舞蹈般的碎步缓缓移动。然后，就是轻微的身体接触，主要表现在小推和小搡上。而一旦等车停稳，车门打开的同时，就好象发令枪响一样。如果以车皮为平面，那么人流就是从20°和160°之间任意一个方向涌上去的。这个时候，刚才的还有所谦虚和忍让的姿态已经荡然无存，有的只是凶猛的上车动车。
      这种凶猛的上车动作主要有两个特点，首先是“快”，主要表现在脚下的移动。在车还没停稳之前脚底就开始移动，因为大家都明白启动速度的快慢将直接决定上车早晚这个朴素的道理。其实是“卡”，主要表现在对身位的控制上。这有点像篮球比赛中的抢篮板球，身材高大的男士很容易占据上风，因为他们可以利用身材的优势像墙一样切断后方的干扰，掩护自己安全上车。当然，个别有着玲珑身段的女士也有自己的优势，她们常常能出其不意。灵活地穿插让她们像泥鳅一样在人缝中游走。
      有三种乘客坐800路是绝对危险的。首先孕妇是万万不能上车的，流产是谁都可以预见到的危险；老人也是不能上车的，凶猛的上车动作很容易会让他们误以为这是在打架。没有家长陪伴的小学生乘客也是危险的，因为一上车他们只能在1米6以下呼吸那本就不怎么新鲜的空气。除此之外，他们还要忍受视线平行的各个方向没有一丝光亮所带来的黑暗。当然，怕性骚扰的人士也最好谨慎一些。
      在这样的气氛里，人人都有着潜在的坏情绪。而坏情绪经过几站的发酵之后，就会演变成深深的惆怅。这种如便秘似的惆怅会因为拥挤或者堵车一下子升腾起来，把怨气转化为怒气，然后将无名的肝火就发泄在素不相识的人身上。在800上总能遇见因为相互拥挤发生的口角，或者各式各样的不爽。一次，一位女士突然捂上嘴，对靠窗的一位乘客说非常严肃地说，麻烦您把窗户开一下，有人放屁了。还有一次，面对一大群从上车就大声说着四川话的农村妇女，一位土著女士终于爆发，也跟着大声喊到：“公共场合瞎嚷嚷什么呀，一大早就让人的头嗡嗡地，烦不烦啊！”在她的眼中，四川话显然不是800路上的官方语言，所以那些可怜得不知所措的妇女遭到这样的训斥也实属正常。而在最近，车上但凡有人剧烈的地嗽而且还不用手捂着，马上就会招致非常厌恶的目光。在病毒蔓延的时刻里，人们都比平时更脆弱，更敏感，生怕那些看不见的该死的H1N1病毒正是伴随着这样一次普通的咳嗽而侵入自己的呼吸道。平民阶层的自我保护意识如此强烈，也许正是基于他们对无力掌控自身命运的一种深深的恐惧。
      每当800路进站的时候，站台上的协管人员总是大喊着说，上不来的等下一辆，后面还跟着哪，马上就过来。但很少有人会接受这样的建议。同样的情形倒退60年，把800路换成轮船，我想，对那些忙着渡过台湾海峡的人来说，他们也可能听到类似的话吧。一边是重新选择生活的机会，一边是争分夺秒地不在刷卡机上留下迟到的纪录。这样的场景，60年中没有太大改变。无论什么时候，人们总是忙着和时间和生命赛跑，一点不能停下。
      这种疯狂而又紧张的场景究竟结束于一天的什么时刻，我没有仔细观察过。但我坐过晚上十点之后的800，那时二环已是一天最宁静的时刻。二环上的800路分内环外环两种。内环的800路是清一色的的双层大巴。坐在大巴的二层，视线高出一大截。那些白天拥挤的站台，等车的人已经寥寥无几。忙碌的一天终要结束，800路也要以空车的姿态驶向终点。对于800路来说，终点也是它的起点。我想到《暴雨将至》里面的台词：时间不逝，圆亦非圆。
      拥挤是800路的常态，而一旦告别了拥挤和繁忙，它倒显得有些落寞了。

开幕式
      我不喜欢宏大叙事的东西。比如我讨厌现在的张艺谋和现在的张艺谋电影。但中国的国情需要这样的大场面。一个民族尚未强大到让每个个体自由发挥的地步，所以只能靠集体的面孔和表情掩盖自己的肾虚。坐在奥体中心，坐在全运会开幕现场，盛大的场面和身临其境的感觉让某一时刻的我也感到内心沸腾。看见身边大大小小的媒体同行，我甚至忘记了我的山寨身份，并试着像一名真正的媒体从业者那样感受眼前的种种景象，再介入其中，让自己陶醉。但饥饿和寒冷马上让我回到现实，让我立刻明白了眼前的一切又都只不过是一张张红色的纸张堆积起来的虚幻的梦境。一种吃了注水猪肉的感觉再次升腾。我始终完成不好党交给我的任务。我对此万分惭愧。

全运会
      第十一届全国运动会只有一个项目，男子110米栏。只有一个运动员，刘翔。

老师
      也许是听多了黄渤的说话，在济南的十几天一直没能熟练掌握济南话，倒是拐来拐去，说成了胶东话。临到走了，学的最地道的济南话也只有两个字：老师。济南是一座充满了“老师”的城市。坐出租车，司机师傅会问，老师，你去哪？在饭店吃饭，服务员会说，老师，你吃点什么……
      全运开幕当天因为交通管制，我们很早就从酒店出发，先坐快速公交，而后换乘139路去奥体中心。一路上上车的基本都是去看开幕式的人，没什么人下车。渐渐地，车上变得异常之挤。至某站，前门挤着太多人，无法打开，一些站上的乘客在车外着急地等着开门。站上负责维持秩序的志愿者大声喊着，稍微走一走，让这三位老师上车，就三位老师，大家走一走。车里面的司机则回答说，实在上不来了，再上来就夹着门口的老师了。最终三位“老师”也没有上来，眼巴巴地看着我们越行越远。
      某日，在泉城广场，尾随一个捡瓶子的伙计约几百米后，我也用济南话对他说，老师，要瓶子不？

广场
      一直觉得，了解一个城市面孔的最佳途径是去它的广场。中国城市的广场大多具有相似的格局，比如总有那么些个需要仔细联想才能想到它具体内涵的建筑或者雕塑或者标志物，总有一些年岁不大的孩子在不知疲倦地奔波，总有一些人在放风筝，总有一些情侣在旁若无人地接吻，总有一些人在椅子上怅然若失地盯着某处，总有一些人在从前为了防原子弹现在改成地下商场的防空洞购物。泉城广场也不例外。
      在济南的十几天，来过泉城广场很多次。某个下午，我看到了又大又红的落日，太阳像一块大饼干一样慢慢西沉。某个晚上，终于赶在八点半之前看了一眼广场上的音乐喷泉。站在那些荷花形状的喷水装置外围，我想，以拥抱的姿势看着这些喷上天空的水柱应该会更应景些。

青岛
      青岛还是很美的。每次来感觉都不错，窄窄的小道，黄黄的墙，喜欢那些错落有致的小房子。又异域又中国，不高的建筑总是很有美感的。以前来总是在夏天，有说法是青岛无酷暑有寒冬，也许是真的。十月里，尽管有太阳，尽管还不是冬天，但仍感到海风阵阵吹来的凉意。我并不喜欢海。茫茫大海，总是容易让人没有方向感。还是喜欢山。在山里长大的孩子，还是闻不惯那海腥味儿，总觉得空气就应该是清洁无味得才好。无论多少年，山始终在那里。只有你离开山，山永远也不会抛弃你。
      路过海边的一个加油站。只是一个只有一杆加油枪的小站。它远离公路，孤零零地立于海边的小码头上。站里，一个年纪不大的小伙子接待了我们。据他说，奥帆期间有很多船只来这里加油。而现在，这个小站的装饰性已大大取代了它的功能性，很少有车来这里加油。这个海边小站有个牛气的名字，66号加油站。我喜欢这个名字。总觉得这个小站就像那条已经荒废的公路一样，充满神秘色彩。每天陪伴它的只有海水、落日。
      不知道它孤独不孤独。

炼油厂
      飞机飞过天空，天空之城，落雨下的黄昏的我们，此刻我在异乡的夜里，感觉着你，忽明忽暗…李志的新歌，从北京听到济南。在炼油厂的天空看见刚从机场起飞不久的飞机，在炼油装置的顶端发出了巨大的声响。阳光明媚，光线充足，突然发现原来炼油厂的天空也可以这么地蓝，让我想不到这里曾污染着大面积的天空。记忆中的这里总是灰蒙蒙的，看到的一切都像是隔了一层毛玻璃，总是不透明，总是沾满了灰尘。如果天空之城在哭泣，那么一定是因为天空之城没有颜色。

芙蓉街
      走在芙蓉街，出租车司机告诉我，这里很著名，以前上学的时候课本里学过，但想了很久我始终没想到到底什么时候学过这篇课本。这是记忆衰退的前兆吗？芙蓉街比我想象得要杂乱一些，走了一段，发现超过三家以上的西北风味和兰州拉面。没准是用泉水做出来的呢，我在想。隐藏在芙蓉街里的济南老城，让我很是意外。从未想过在城市的闹事区会有一片这样的区域。这里的老宅有点像北京的四合院，又不完全是。估计是为了市容建设，刷了大白墙。又是个阳光恰好的下午，一切事物都很和谐。包括垃圾和流浪猫狗都十分和谐。我又想起在我极其小的时候爷爷家住过的老房。我对那里已经完全没有任何印象了。那些老街和老宅早已经消失在无数次的城市改造之中，即使是曾经住在里面的人，也未必能准确指出吧。我看见有人在自家门口的水池中洗衣服，这场景多么像在江南。刘鹗先生曾在《老残游记》中写济南是“家家泉水，户户垂杨”。现在这样的老城景观估计已经很难大范围重现，在芙蓉街看到的这一幕也算是当年的一个小小缩影吧。
      为了一次预谋的高潮，我们就快把所有的真正的中国扒光了。

山大
      山大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大，但它足够久远，这已足够。我坚信去一个城市去看看那里的大学是个好习惯。坐在石凳上，看着附近拿着书苦读的学生，想一想自己的学生时代。这样的场景很容易让人反思，反思我们在校园内部的雄心壮志怎样在时间和世事里一点点地被消磨，同时也很容易让自己冷静下来，好好想想这些年都发生了什么。尽管这样的反思与思考很可能在晚上入厕的时候就随手纸一起被冲进下水。
      在山大，我在努力找寻梁实秋或者闻一多的一点点气息，那些古旧的教学楼印证了我对这里的想象。在那条充满落叶的校园小径，一个即将转身的背影将这一秒的时间和日光永远地定格在我的心头。

解放阁
      解放阁纪念的铭文上刻着为解放济南牺牲的大约三千多名解放军战士的名字。这些三个或者两个的汉字被定格在大理石上，也被定格在历史上。当年那些所谓的敌人，他们被消灭在炮火纷飞中，连留下名字的资格和机会都没有。如今，他们的子孙一定还与胜利者的子孙后代们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胜利的边线从来没有这般模糊过。如今的城市硝烟散尽，再没有枪炮声。更大多数的人们在纪念的下的黑虎泉拍照，游玩，灌装泉水，一片歌舞升平。胜利者的姿态不过如此。日常生活面前，所有人都吃了败仗。
      当年守济南城的王耀武，也是抗日的一把好手，只可惜站在“人民的对立面”，在“人民战争”的滚滚洪流之中做了人民的俘虏，坐了人民十年大牢。其实王先生有什么错呢，各侍其主而已。

杀蚊
      从淄返济，换了新的住处。第一晚，困意早来，十一点多就上床歇了。不一会儿，就被耳边的蚊叫声扰醒。开灯，寻找，杀之。复又躺下，不多时，又闻蚊叫。意识到原来不只有一只蚊子。再次开灯，寻找，追杀。蚊被惊，逃之。不气馁，继续围剿，终被杀死。再次躺下，用被将全身包裹严实，心想这一次清静了。没想到没过几分钟，又有蚊虫来袭。心大怒之。打开房间内所有灯找这该死的小虫。于是，关灯，开灯，起身，躺下，如此这般，一直杀死了九只蚊子，一看表竟然接近三点。实在无力，躺下，再次用被包裹全身，只留鼻孔出气。没想到这一次，那诅咒般的声音再次响起。折腾了一晚，实在没了力气，困得不行，只心想，你咬死我吧，我被你打败了……后沉沉睡去。第二日，问隔壁胡老晚上可有蚊虫来扰，胡老曰，也杀死七八只。深深疑问，此处是否有个蚊子窝。这一夜，也创下单日杀蚊的最高记录。九只！

大明湖
      两次大明湖，一次是白天，去了“老”大明湖。一次是夜晚，去了大明湖新建的新区。白天黑夜的大明湖各不相同。相比之下，还是喜欢夜晚那个。前后百米之内，见不到自己以外的任何人。夜晚足够迷人，一片静谧。虽然人造的优雅损害了它的古旧，但好在中国的湖的天生的哀怨气质并没有因此而消失。光线恰好。里面有铜铸的人像，真人大小。夜里，他们脚下移动，变成真人，游走在济南城内的另一空间之中，相互走动，问好，直至天亮。再复归原位，静待另一个黑夜。你不是他们的人，你无法知道他们不轻易暴露的足迹。
      他们都是从松龄先生的笔下走出来的，赶着要去赴鬼狐之约。

中山公园
      直到离开前才知道，原来中山公园是这座城市最早的公园。去中山公园要经过的窄窄的道路让我想起了上海。出租车的小伙子告诉我，济南西边的这片儿是民国时期的市政规划，是以上海为蓝本修建的。如今这里显得有些破败，很多临街的店铺的玻璃甚至都破了，卷闸门也生锈了。但也许残破正是这里的特色，和高楼林立的济南东部相比，这里的济南更加原汁原味，充满了时间拂过的痕迹。某个晚上，又经过这里，又是一片橘黄色灯光和洒水车光顾过的城市，行人很少，车速很快。我突然想，要不然，就把你揉碎在这济南的夜色里吧。

夜下
      夜晚坐在房间的台灯下，像电视剧的主人公一样喝一瓶灌装饮料，打开电脑，敲几行字。身边是相机和旅行箱。有大床和大枕头的酒店总是让人感觉安全。想像着自己是一个看世界就像把手插进裤兜看橱窗外风景的人，但一回过神来才意识到自己依旧穿着破球鞋，下巴上还不时冒出一两个青春痘。但无论是海明威还是罗伯特卡帕，这些死人始终是阴魂不散。
      还没拥有莱卡相机，也没有熟练运用法语。世界仍然是一颗刚冒芽的小大豆。

Tiramisu
      一个意大利传说。

进入
      八月的济南，是站在夏天尾巴上的济南。有一点雾，有一点潮湿。12点时我曾下楼买水，街灯昏黄，街上空荡，我没有任何方向感，不认得路。十月的济南，大多数总是晴天，尽管有风。我已经开始熟练地在城市的中心与东部之间穿行，并学会了一两句三角猫功夫的济南话。
      回到北京，天空落雨。四百公里之外，济南阴冷。太阳同时隐去，是为了即将的远行。
      不嚣张的北方城市，这一次，我终于进入了你。